原创

                                      无论你在何处,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华民国一代国父孙中山。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等人就在一起秘密商议过对策。一向善于利用电报的盛宣怀自然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最为有利的阵地和武器,电报也随之再次走进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扮演了重要道具的角色。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不过从上可以看出,邮传部从建部以来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认为电报不单纯是一种商业投资,而是同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电线之设,为利交通,不计赢绌,本与商业性质不同”。故而在建立初期,邮传部就提出了口号“电报为全国之交通机关”,邮传部第4任、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尚书陈璧更是提出电报是“国家交通之枢机”,这两条口号足以鲜明的表现出清朝政府对电报这个当时最快捷、影响力最大的舆论控制工具的重视程度。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北洋军装备精良,但却因为称帝事件而导致士气十分低迷,许多士兵心存疑虑,比不得士气昂然的护国军。从1916年初开始,北洋军与护国军在叙府、泸州、纳溪大战了数场,护国军在蔡锷的指挥之下,逐渐摆脱前期劣势局面,还成功策反了刘存厚部,让北洋军的军心大乱。到了1916年3月底,护国军终于打破了重镇泸州,川中震动。
                                      深受鼓励的吴佩孚越战越勇,彻底放开了手,又连发数电,又是反对安福系操纵国会,又是要求先和谈再选总统,还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招招都打到皖系的七寸。段祺瑞唯一能作的,就是天天催曹锟去勒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曹锟能勒住早勒了。
                                      起初听说儿子参与写书,我并不清楚其中内容,只是关心他的写作状态。我以一名作家的亲身体验,为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人们常说“卖文如卖血”,写作是一件呕心沥血的辛苦事,正式写书不比网上论坛,而且首次合作写书,需要两地频频沟通磨合。为了按期向出版社交稿,儿子一连个把月,白天上班加班,晚上熬夜写书,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饶汉祥通电写得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得远呢。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斯事已逝,现在回想当年电报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的种种故事,叫人不胜感慨,总觉得不回顾一二,未免可惜。本书并非学术研究,亦非史证考据,无非是以电报为纲目闲说几段故事、几则轶闻,凭吊几位古人,聊作纪念,读者识之。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当时伦敦人把这个新奇玩意当成是科学奇迹的一次展示——当然,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奇迹罢了,就连投资的爵士都没对其抱有太大信心,权当是资助科学研究罢了。这种乏人关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845年,才极具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

                                      天才毕竟是天才,即便是走了些许弯路,仍旧快过别人。惠斯通很快掌握了许林格式电报机的基本原理,并作了改进,制订了几个试验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从伦敦铺设一条电报线到伯明翰,这在当时绝对可以算作是个大手笔。只可惜他的研究因为诸多因素,很快就陷入了瓶颈。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按照词典上的说法:电报(telegraph)是通信业务的一种,是最早使用电进行通信的方法。它利用电流(有线)或电磁波(无线)作载体,通过编码和相应的电处理技术实现人类远距离传输与交换信息的通信方式。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党人,胆识过人,他觉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国使馆应该不会被识破——就算被识破了,使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杨儒前车之鉴,龚照瑗又哪敢甩开英国外交部自己蛮干,擅自拘捕。要知道,当时中英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就算他刺杀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别想在伦敦对他作些什么。这些事情孙中山都仔细地研究过。
                                      但对于旱线问题,既成事实归既成事实,中国却始终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当初清廷拒绝旱线,主要是出于外交尊严和主权的考虑,而现在形势却有了不同的变化,因为中国也开始自己兴建电报业务,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了。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电报线建成之初,利富洋行掌情报先机,屡屡得手。雷诺铺线有功,大是春风得意,不免有些头脑发昏。别人每每恭维几句,他免不了吹嘘几句电报的功劳,一来二去,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事就传到了那位新任苏松太道的耳朵里。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盛宣怀搂草打兔子,还顺带着逼迫大北、大东公司签了一个《渔团保护海线章程》,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南汇、宝山和县渔团,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上面渔船纵横。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你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捣乱。大北、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心里有点发毛,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党人,胆识过人,他觉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国使馆应该不会被识破——就算被识破了,使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杨儒前车之鉴,龚照瑗又哪敢甩开英国外交部自己蛮干,擅自拘捕。要知道,当时中英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就算他刺杀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别想在伦敦对他作些什么。这些事情孙中山都仔细地研究过。
                                      清廷对这个大北公司是又恨又爱,恨的是它屡屡当电信侵华的急先锋,爱的是它倒也给中国出了不少力气。中国大部分电报线路,包括大(沽)(天)津线、津沪线、江南的一些支线,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电报学堂成立的时候,大北公司还特意派遣了几名精英来当讲师,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电报人。
                                      在这几封电报里,慈禧施展出了浑身解数,一会儿拉着俄罗斯,说“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如何如何;一会告诉英国中国若跨掉,其他列强难免会侵占英国在华利益;一会又拽着日本,苦口婆心地讲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说“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云云。可说是把所有离间的手段,都用了出来,只盼着各国“彼此相疑,纷生龃龉”,清政府便可趁此间隙喘息一二。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之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让,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聘驰失轸,遂使颠蹏东国,覆公餗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稽刑戮,犹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滂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借旧资,攀援时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计,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通虺蜮,棋布阴谋,毒害勋良,摇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弑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靡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眦路途,贪官污吏,黩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尤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凌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这一位老先生一生耿直,当年他跟同学联句,对方出句是“至穷无非讨口”,他脱口而出:“不死总要出头!”其性格可见一斑。殿试之时,骆成骧面对光绪帝毫无惧色,侃侃而谈,策论中直斥国事,连慈禧太后都被批了几句,让递卷子上去的太监惊出了一身汗。光绪帝对骆成骧十分欣赏,点他中了状元之后,就一直委派他在各地兴办教育,整顿学务。陈宦就是他在担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时的弟子。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慈禧毕竟是坐在中国实际统治者这个宝座上数十年的人物,就算再昏聩,也不是寻常之辈。虽然裕禄等王公大臣一再传来“捷报”,但是义和团根本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她也是看得明白的。一方面寄希望于义和团的“神功”能够破敌,另一方面,又明知这些人并不真正可靠。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慈禧太后忽然想到了电报,这个她一向深恶痛绝的西洋玩意儿,或许能够在制夷方面发挥些功效。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虽然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败,每况愈下,可他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声望仍旧很高,这么多年的通电积累,老百姓都知道吴佩孚是个动辄通电为民众着想的好人。对此邵飘萍颇感棘手,知道不能简单第把他写成“豫系公敌”、“鄂系公敌”啥的,那等于是帮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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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静好
                                      段旅

                                      我便安心。

                                      魏齐王曹芳
                                      你会收获释然;
                                      浅月流歌
                                      忍人所不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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